2年多來，劉女士持續不斷地收到張某的騷擾短信。
劉女士回憶，2023年底，她在江西一家機構做義工，因工作關系認識了當時亦在該機構的張某。其間，張某曾發送一些態度曖昧的微信信息，她沒有回復。次年3月劉女士選擇離開機構、微信拉黑張某。盡管如此，張某此后仍幾乎每天都向她發送短信，甚至以“前男友”的名義去往湖南湘潭她的爺爺家一帶尋人。
2024年9月后，劉女士更換了手機號，但只過去近半年，新手機再次收到了這些短信。
2025年6月15日，記者聯系上了張某，張某稱其已于6月14日向劉女士道歉，并承諾不再“追求”劉女士。對此，劉女士答復紅星新聞記者稱，張某不是第一次“道歉”了，她不相信張某的道歉。
兩人曾在同一機構共事
男子自稱“前男友”到女方爺爺家尋人
據劉女士回憶，2023年，她在江西一家機構做義工，認識了張某。彼時，雙方打交道并不多，在一次機構活動中，按照要求，劉女士向張某登記了自己的姓名、手機號；張某以業務交流的名義，添加了她的微信賬號。
“起初交流還算正常，他經常發一些業務研究內容。”劉女士回憶，直到一段時間后，“張某會在微信里評論我長得怎么樣、今天穿得怎么樣。我覺得不太舒服，就不再回他消息了。”
“當時我還有顧慮，擔心鬧僵了可能影響不好，在忍耐了一段時間后，決定辭職回家。”劉女士稱，彼時她沒有保留證據的想法，想著以后就不會再見到張某，將張某的微信拉黑了。
劉女士向記者出示了一張在機構內拍攝的照片。記者也從張某處確認，雙方確實曾在同一機構有過工作交集。
“沒想到，在我辭職后，這段近3年的長期騷擾就開始了。”劉女士稱，張某長期以“176”開頭的手機號向自己發送短信。她出示的手機頁面截圖顯示，一個手機上，攔截的短信有630條，另一個手機上，有327條。
劉女士手機上共攔截到短信630條 受訪者供圖
此外，記者注意到，張某發送的短信中，有部分對劉女士的小紅書內容進行點評、提起劉女士的QQ狀態等。在劉女士已棄用的微博賬號，記者看到了600余條留言信息，留言者自稱張某。
這些短信大多以“老婆”開頭，內容或是敘述發信人的行為、想法，或是幻想與劉女士在一起后的情況，部分短信為淫穢內容。“我直接把他的手機號拉黑了，但是還會有陌生號碼打來電話、發短信，全都和他的口吻一樣。”劉女士說。
“他的瘋狂程度，連我的身邊人都知道。”劉女士回憶，曾有好幾位同學告訴她，有人自稱是暗戀劉女士的校友，想取得她的聯系方式；后來劉女士的母親也發現了這一情況，接著其他親戚們也得知了此事。
2024年4月，一名親戚告訴劉女士，有一自稱姓張的男性找到了她的爺爺家，自稱是她的前男友，與她吵架了想找到她。“我爺爺家在農村，他就在村子里挨家挨戶地詢問，直到有鄰居覺得不對勁，把他趕了出去。”劉女士出示的聊天記錄顯示，她的爺爺告知她有男子找到自己，對方自稱姓張、喜歡劉女士、半個月前吵架等。
對于前往劉女士親戚家的情況，6月15日，張某向記者確認屬實。其稱，自己患上了“相思病”，未曾就精神情況進行檢查。張某堅稱他只是在正常“追求”，未對劉女士及家人造成困擾。
更換手機號后仍收到短信
已考慮報警及提起訴訟
劉女士出示的短信顯示，她曾于2024年4月回復張某的短信：“這個號不再用了，請你不要再自作多情打擾我了。”她說，這是她唯一一次回復張某的短信。
此后她在母親的勸說下注銷了手機號，更換了新的號碼，“新的手機號并不是我的實名身份，而是我家人的副卡。換號后，他消停了半年左右，直到今年三四月，他又找到了我，發送了短信。”
6月15日，記者詢問張某，劉女士已明確短信拒絕為何仍發送信息？張某稱，他當時情緒波動比較大，覺得自己的心意未能傳達到位，于是繼續發送信息。
張某提到，其給劉女士充話費、送禮物。對此，劉女士對記者表示，2024年，張某向湖南湘潭寄過禮物，收件地址并不是她的學校、居住地，她在接聽快遞員電話后，要求將快遞退回；她注意到自己曾多次收到他人繳納的話費，曾致電運營商能否退回，后得知無法退回話費。
對于如何獲取劉女士相關地址信息，經記者多次詢問，張某均未透露信息來源，僅稱其確有劉女士的身份證信息，“你喜歡一個人就拿不到她的身份證嗎？”
劉女士近日查看了張某的短信，關于她的新手機號，“他自稱是根據區號確認開頭，而后一個號碼一個號碼嘗試。”在陌生號碼發送的短信中，部分短信內容標注了“代發”。張某所發送的短信中，提及了尋找代發、挨個嘗試手機號碼等內容。
劉女士手機上收到的陌生號碼的短信內容 受訪者供圖
6月13日，劉女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已考慮報警，也準備對張某提起訴訟。她解釋稱，自己之所以一直沒有處理這件事，是因為自己情況比較特殊，“我高中畢業后有2年都在各地工作，包括2023年在機構做義工。直到今年，我復讀，現在剛結束高考。”
“一直以來，我已經退讓了很多。我注銷過手機號，注銷了社交賬號，我尋找過本地工作人員幫助，家人也想辦法讓他不要再這樣，但是都沒有用。”劉女士稱，“現在我有時間了，也想處理這件事。我知道這會消耗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我打算做下去。”
張某15日告訴記者，他已于前一日向劉女士道歉，并承諾不再“追求”劉女士。對此，劉女士15日表示，這并非張某第一次“道歉”，自己并不相信。“他經常在短信里道歉，說對不起，他不會再這樣了，但是實際上他沒有停止過這樣的行為。”
律師建議：
可收集證據向法院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
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分析，劉女士可以就相關情況進行報警，要求對張某進行治安處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鄭晶晶認為，從民事角度看，劉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設立了“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是指當侵害他人人格權益的行為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若不及時制止將導致損害后果難以彌補，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法院簽發禁令，責令行為人停止相關侵權行為。人格權禁令的適用范圍不僅包括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等具體人格權，還包括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一般人格權，例如私人生活安寧權。
律師表示，依據《民法典》相關規定，劉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 資料圖
“還可以向法院提起人格權侵權訴訟，這種利用短信騷擾他人、使用污穢粗俗語言對他人進行人格侮辱的行為，勢必造成對劉女士人格的侮辱以及生活安寧的妨礙等，屬于侵害人格尊嚴的侵權行為。”鄭晶晶補充道。
陜西恒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公益律師趙良善則認為，該類案件立案難。究其原因，首先，該男子可能使用匿名電話、虛擬號碼等，導致難以確定其真實身份。當事人可能缺乏法律和技術知識，難以有效固定證據，如未及時保存短信記錄、通話錄音等，或無法證明陌生號碼與騷擾者的關聯。其次，此類案件通常涉及時間跨度長、證據分散等問題，警方需要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進行調查取證。而騷擾行為造成的后果往往難以量化，執法部門可能會權衡執法成本和騷擾行為帶來的損失，從而影響立案積極性。最后，雖然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二）對“多次”進行了解釋，“多次”是指三次（含三次）以上，但是在具體認定時，對于“干擾他人正常生活”情節還存在模糊地帶，還需綜合考慮行為的時間間隔、性質和危害程度等因素。比如，難以界定何種程度算是干擾正常生活，導致警方在判斷是否符合立案標準時存在一定難度。
紅星新聞記者 陳馨懿
編輯 楊珒 責編 李彬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