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審理枉法判決驚世駭俗

    一、關于衡南縣法院的一審判決

1、原審法院就申請人對被申請人衡陽工業專修學院對本案應負責任的追究，沒有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條文精神并從本案的性質和各種先前要約出發依法追究被申請人“違法行為”和“侵權責任”，沒有依法追究被申請人事前責任、事中責任和事后責任；沒有根據本案的傷害程度依法查明被申請人對申請人造成的“人身傷害”、“精神傷害”、“物質損失”和“擴大損害”的所有事實；沒有根據本案的特別情形對虛假信息、對制造偽證假證的違法行為進行追究；沒有對被申請人剝奪申請人的“知情權”、蔑視申請人的“請求權”、侵犯受害者的“遺物保護權”等進行審理。在管理責任的追究上，原審法院認為：“任何一種教育管理模式，均不能限制成年學生必要的自由，星期天屬于學生自由活動時間，學生有權決定自己外出活動的時間的空間，蘭xx與同學相約外出游玩的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后果，學校均不應承擔責任”。據此判決“被申請人衡陽工業專修學院沒有管理上的過失，不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原審法院應該知道：任何一種教育管理模式，均不能無限制的放縱學生的自由，絕對的自由，就意味著絕對的放縱，而絕對放縱就是失職。失職就是沒有履行管理職責，就是沒有盡到管理義務，就是違法違規行為。是的，學生有權決定自己外出活動的時間和空間，但做為負有高度管理責任和履行高度安全管理義務的學校，更有責任對學生外出活動的時間和空間高度注意，何況學院對新入學的學生正處在負有高度管理職責、應盡安全高度注意義務的時期內，更何況有著“封閉式”、“軍事化”管理的莊嚴“承諾”。所謂“封閉式”、“軍事化”管理，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此承諾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許愿，它附隨著對他人生命權 、身體權應盡高度保護義務的法律責任，其要義就是對他人人身安全的絕對保護。這種管理的形式和核心主要體現在節假日、課余時間。嚴格而完善的“封閉式”、“軍事化”管理不是要限制被管理者被教育者必須的自由，而恰恰就是要限制被管理者被教育者必要的自由，就是對活動時間和空間的權利控制。在這樣的承諾下，在這樣的管理模式下，6名新生結伴集體外出，學校竟然不知不曉，不聞不問。6名學生在距學院只有幾十米的湘江河畔游玩了2個多小時，無人發現、無人規勸、無人制止。事發之后，學生竟然聯系不到學校的教職員工，甚至連值班教師也不知道。這難道就是盡到了管理職責，這難道就是履行了高度安全注意義務，這難道就是兌現了“封閉式”、“軍事化”管理的公開承諾！但原審法院于大量的事實根據和證人證言于不顧，公然做出了“學校沒有管理上的失誤，不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此掐頭去尾，空穴來風，避實就虛，避重就輕的判決是十足的枉法判決！

根據《教育法》第二十九條“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履行維護受教育者合法權利的義務”的規定，被申請人衡陽工業專修學院作為本起事件的“第一責任人”，應該承擔起依法查清有關事實真相，追究有關責任者的法律責任，依法維護受害學生的合法權益。但被申請人卻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實施了違法違規行為。根據《教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侵犯受教育者合法權益，損失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當事人一方違約后，對方應當采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當事人因防止損失擴大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違約方承擔。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疏于管理，造成嚴重后果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被申請人衡陽工業專修學院既違反先前承諾，又疏于管理；既未盡安全保障義務，又有消極對待、隱瞞事實造成損失擴大的結果存在。與本案關聯如此緊密的事實和依據，原審法院沒有依法予以審判。

2、在被害人是否被被申請人席榮華推入河中沙坑溺水而亡的事實的審理認定和判決上，原審法院認為：“證人應當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申請人申請的現場證人庭審時均證明席榮華沒有推蘭xx。沒有證據證明蘭君智是被被申請人席榮華手推落入水中沙坑而身亡。申請人提出的被申請人席榮華推蘭君智落水的事實主張，本院不予采信”。事實是，申請人申請出庭的4名現場當事人和當時不在現場的2名證人，是要求他們對被申請人衡陽工業專修學院違法招生、違背承諾、未盡安全管理責任、未盡安全保障義務、疏于應對突發事件等以及制造假證偽證的違法違規事實當庭作證，而并未就“蘭xx是否被被申請人席榮華推入河中沙坑溺水而亡的事實”進行質證，申請人也沒有當庭對此進行過質證。原因為：一是申請人提交法庭的由公安人員依法保留的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最原始最真實最具證據效力的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赫然在案。二是學校、學生、公安人員合伙制造假證偽證企圖隱瞞事實真相的“證據”同樣赫然在案。三是即就在5名當事人向法庭提交的《書證》中，只有王梅和席榮華寫道：蘭xx向席榮華撲去，由于用力過大，倆人同時掉進水里，而王曉鐘寫道“我扭頭看時……”；柳志科寫道“當申請人轉過身時……”；蘭冠林寫道“我看見席榮華落水后……”，把最關鍵的情節都回避了。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現場當事人就此當庭作證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意義？根據《民法》《民事訴訟法》《證據法》的有關規定，足以認定王梅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所做的原始證據合法有效，足以認定王曉鐘、柳志科、蘭冠林等當庭對事發現場關鍵情節所做的所謂“證言”是虛假證言。原審法院做出的判決沒有合法有效的證據的支持。

3、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是否存在管理過失？原審法院認為，“本案是普通的侵權賠償案件，申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負有提供證據進行證明的義務，申請人未能向本院提供證據證明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存在管理瑕疵，不能確認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存在管理過失”。遂做出了“ 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作為國有資源的管理部門，他們的職責應當是保護和合理利用礦產資源和水資源，無證據證明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的管理行為與蘭xx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關系，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對蘭xx溺水死亡所產生的損害后果均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判決。可事實是：一、公安機關“出警經過”記載，落水點位于湘江西岸云集大橋上游百余米處，當事證人更有詳細陳述。二、在案證據充分證明，事發現場確有沙灘、沙堆、沙坑、挖沙船、挖沙人，甚至挖沙者也參與了救人。三、申請人提交法庭的有關政策規定和政府文件，均證實湘江衡陽段嚴重存在濫采沙石，管理失控的事實。四、相關證據充分印證蘭xx是深陷沙坑無力回天而亡的。五、現場證人當庭證實在事發現場沒有任何防范設施，甚至沒有任何警示招牌。對如此充實的證據，原審法院卻判定申請人未能向本院提供證明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和衡南縣水利局存在管理瑕疵的證據。被害人陷入被申請人經營管理的湘江河道淺水區人為造成的沙坑不救身亡，這難道沒有因果關系，還要什么因果關系？！退一萬步講，更何況根據本案實際和有關法律規定，申請人沒有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和義務，舉證不利的責任也不能由申請人承擔。原審法院做出的如此判決，沒有事實根據，沒有法律條文的支持。

4、原審法院對已經提交法庭的足以證明公安機關、學校、學生在本案中合伙制造偽證假證的違法行為，既未審理，也無判處。云市派出所對該起事件依法制作了“詢問筆錄”，但在案卷里偷梁換柱，涇渭不分，制造假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法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之規定，衡南縣公安局云市派出所對證人王梅所做的所謂“翻供筆錄”、篡改、替換、偷竊的蘭冠林、王曉鐘、柳志科的所謂“詢問筆錄”部分失真，失真的部分沒有律效力，不能作為判處本案的事實依據。

5、本案的基本事實項項清楚無誤，被申請人存在的違法行為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種違法行為依據眾多國法部規并結合事實和理由來分析，不僅是被申請人與行使教育管理職責和安全保障義務，與行使職權和教育管理有關的違反職責的行為，更與人身侵害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系。然而原審判決對這些明顯的事實竟然一字不提，刻意回避，令人不能不懷疑其動機是在為枉法判決而有意掩蓋事實真相。上述各項證據，原審法院一項也沒有提及，最后竟認為申請人“沒有證據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這樣的判決實在是枉法之極！ 

6、《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在公共場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繕安裝地下設施等， 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施工人無法確定的，由管理者、經營者承擔責任”。湘江屬于公共場所，也是一種自然場所，對這個人為地進行采砂作業而留下的沙坑，沒有回填、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因而造成了他人傷害。本案被申請人衡南縣國土資源局、衡南縣水利局作為管理者經營者，理應督促挖沙者對采砂形成的沙坑進行回填平整，恢復自然原貌，理應采取和設置有效地防范措施，以避免損害的發生。被申請人屬于防范，管理失誤，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建筑物或其他設施置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而被申請人沒有舉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顯然屬于舉證不能。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嚴重缺乏證據證明,對篡改偽造的證據沒有甄別，對虛假證據沒有進行質證，對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原審法院沒有調查收集，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遺漏了訴訟請求，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存在嚴重偏袒被申請人，有意傷害申請人的非法行為。這樣的判決，是不顧事實、褻瀆法律、濫用公權、加害弱者的枉法判決！原審法院的判決，明顯在偏袒被申請人，對審判工作極不公正的具體表現，且其論點及理由及其荒唐，完全不符合法律規定及邏輯推定。

二、關于衡陽市中級法院的二審判決

以何利國任審判長，羅慕蓉、龍巍任審判員的衡陽中級法院合議庭在二審法庭上，圍繞衡陽工業專修學院辦學性質；“協議”是否合法有效；公安機關的案卷是否可以作為定案依據等方面進行了審理。經過法庭審理查明，衡陽工業專修學院是一所具有經營性質的私立民辦中等專業技術培訓學校，不是向外公示的“是一所集大專、中專于一體的綜合性職業院校”，沒有“由國家教育部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畢業證書”的資格，跨省（區）招生違法了國家有關規定，發布的招生廣告存在虛假內容，欺騙事實清楚，后果惡劣，違法違規行為明顯，沒有盡到“約定”承諾責任，沒有及時有效應對突發事件，過錯明顯。公安機關所做的“案卷”雖然沒有經過質證，但認定存在“瑕疵”（豈止是瑕疵）。被告衡南縣國土資源局、衡南縣水利局對河道經營管理存在過失。被告席榮華失手推擊造成被害人身陷沙坑無力回天證據在案！可做出的判決是：被告統統沒有責任；學校對學生沒有管理責任、沒有維護學生人身權利的責任、對在校學生在校期間發生的一切不承擔任何責任。違法辦學不違法、違規招生不違規、虛假廣告不違法、欺詐行為不擔責，違反先前特殊要約不承擔責任。水利局沒有管理水務的職責、國土資源局不管國土資源。公安機關違法辦案不違法，學校、學生和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合伙制造假證偽證不違法。應該承擔舉證責任而未承擔舉證責任者不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假證和偽證是合法有效的證據，合法有效的證據不認證、不采信。被告的主張沒有證據說了就算，原告的主張有了鐵證也白搭。審理案件不需要質證、判決不需要證據、偽證假證不需要厘清，法院沒有依法依職權履行審判的職責，原告的訴求、被告的違法事實、與本案密切相關的違規行為不屬法院審判的范圍。被告說的就是證據，怎么說就怎么認。原告提交法庭的所有證據都不是證據，已經到案的所有證據都不是證據，偽證和假證都是合法有效的證據。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第一知情人的證據不采信，第二時間第二現場甚至兩年之后顯然經過串供誘供逼供取得的證據是合法有效的證據。在判決書中，前面認定：原審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依法應予維持。后面卻認為：原審認定基本事實清楚（法院判案認定事實竟然可以“基本”），但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既然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但在做出終審判決時，卻同樣適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照此法律規定，被告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但判決時卻認為沒有法律依據，判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到底是公正判決沒有法律依據還是枉法判決沒有法律依據）。既然應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法院做出的判決卻是：維持原判，不予賠償。作為被告的衡南縣國土資源局在上訴法庭最后陳述“請求法庭公正判決”（絕非信口開河），可是在何利國等黑法官那里，竟然被篡改為“原審判決正確，依法應予維持”。退一萬步講，既然判案不需要證據，既然被告沒有責任，那么人們不禁要問：被告衡陽工業專修學院為什么不惜鋌而走險伙同公安人員、當事學生三番五次制造假證、偽證、湮滅證據？這一切反常行為究竟為了什么？這一切違法行為究竟為了什么？四被告均未向法庭提交任何有效證據，一審二審法庭對需要質證認證并通過自然法則、經驗法則、事實法則認定的證據為什么統統沒有依法提取證據，沒有依法固定證據。這一切違法違規的反常行為，到底是為了什么？

三、關于湖南省高級法院的枉法裁決

接到二審法院的枉法判決后，申請人根據本案涉及橫跨5省的當事人，且當地兩級法院公然不顧事實，枉法裁判，同時本案還涉及當地政府部門和公權機構，認為受理再審申請的高級人民法院已不宜行使再審管轄權，遂于2008年10月13日、12月7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請求最高人民法院調卷提審或指定第三方同級人民法院提卷再審的申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到我的申請后，于2009年元月前后將我的兩份申請和案卷轉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室接到最高法院轉來的案卷后，信訪室工作人員鐘法官（人稱鐘老、音）翻閱了案卷后，于2009年2月16日電話通知：你向最高院提交的再審申請和兩份案卷已轉到湖南高院，由于再審申請格式不夠規范，需要修改，你或者代理人來一下略作修改即可立案。接到電話后，我們于2月19日趕赴長沙。由于雙休日信訪室不上班，23日上班后，鐘法官接待了我們，轉交了最高人民法院轉來的一份案卷（告知另一份案卷已經找不到了，可能已經轉到衡陽了）。他經過審查辦理了相關手續，告訴我值班保安可以安排法官接待你們。一個多小時過后仍不見接待，我們便詢問負責接待的保安人員：法官什么時間可以接待我們？回答：不知道。問：是哪位法官接待我們？回答：不知道。問：可以聯系一下嘛？答：不需要。問：可以告訴這位法官的姓名嗎？答：不知道。問：可以告訴電話嗎？答：不知道。直到10：30分，保安才告訴我們到1號接待室找張法官（音、人稱張處長）。來到一號接待室，張法官一邊收拾室內衛生，一邊詢問了我們的一些情況，驗明正身后，接過了我們遞給他的最高院轉來的案卷和審查登記表。信手翻閱了一審、二審判決書和再審申請后問我們：你們有什么訴求？告訴：由于原審枉法審判，請求再審，公正判決。張法官聽了之后沉思良久，一言未發，隨后起身在辦公室外打了20多分鐘電話，返回室內后對我說：你的案子想重審啊，你想重審就能重審嗎？還說一句什么話，我沒有聽清楚（但顯然感覺到他是在調戲我）?我說：請法官仔細看看案卷和主要證據，一審、二審的審理和判決都存在明顯錯誤，請高院能夠依法依據予以糾正，也請法官高抬貴手，明察開恩。張法官聽到這里反問我們：你說既然存在明顯錯誤，那最高法院為什么還要把案子轉到我們這里，你不是要求最高法院再審嗎，最高法院為什么不審！對于他的戲弄，我無言以對。張法官說：“既然是最高法院轉來的案子，你把交辦函拿來我看看”。我說：“信訪室沒有給我們什么交辦函啊？”張法官說：“找去，見不到交辦函，我們就無法管，也不可能管！”隨后我們又找到鐘法官，詢問“交辦函”。鐘法官告訴我：交辦函找不到了，也無法找，再審立案與“交辦函”有什么關系？！我們告訴張法官：“交辦函”找不到，也無法找到。張法官聽了之后，將案卷推給我們：“拿走吧—拿走吧—”我們問：“為什么”。他攤開雙手說“交辦函啊”？于是我再次找到鐘法官請他幫助找找“交辦函”，鐘法官聽了之后顯然十分生氣，隨我們來到一號接待室對張法官說“你不是不知道，上級轉來的案子我們沒有專人處理，到哪里去找交辦函啊，上級法院一次轉好來幾個案子，誰知道是那個人把交辦函拿去了， 再說有沒有交辦函與他這案子的辦理有什么關系啊！”隨即走出了接待室。這時的張法官已開始大聲呵斥我們“去去去——別在這里羅嗦了，你的這個案子，終審已經判決了，想改判就那么容易嗎？新的證據呢，沒有吧，沒有新的證據你在這里纏什么？”邊說邊把案卷摔到了我的面前。聽到、看到這里，我的血液開始反流，但這畢竟是在高級法院，是在高級法院的法官面前，我強忍了怒火，一時不知所措，楞在了那里。張法官隨即喊來了保安：“讓他們出去——”在保安的推搡下我們離開了一號接待室。當天下午我們再次來到信訪室，請求安排我們和負責接待上訪的法官再談談。安排接待的那位保安聽后未加思索便大聲斥責我們：“法官不是已經給你說清楚了嗎，還談什么談！”“還有什么要談的？”無奈，第二天我們再次來到信訪室，請求法官能給一個明確的答復，立不立案應該有一個結論，但受到的斥責和得到的答復同樣如此。于是我們又詢問鐘法官我們該怎么辦。鐘法官自責道：看來我當初真不該給你打電話，現在你纏著我，我有什么辦法啊。立不立案，那是他（張法官）的事！我告訴鐘法官：“他（張法官）說證據不足”。鐘法官有點不相信：“再審案子與證據足不足有什么關系，你聽錯了吧”。我回答：“沒有錯。鐘法官說：“你的案卷我仔細看過了，一審、二審判決書有了，再審申請有了，主要證據有了，原審證據目錄和相關文件也有了，立不立案——應該有一個明確結論”。鐘法官哭笑不得，他搖了搖頭建議我們再來一次，他負責給我們再辦理一份接待登記表和有關手續，安排法官再接待你們一次。第三天我們又來到信訪室，再次辦理了有關手續，請求安排法官接待。可這天仍然負責安排接待的那位保安的流氓作風暴露無遺，在信訪室指著我們大聲吼道：“你這樣的事我們見多了，你纏上十年八年也沒用，別賴在這里了，滾！”我繼續求他：“管不管，立不立案，應該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啊”。他怒斥道：“給你說過多少次了，你是不是腦子有毛病，不立案！證據不足！證據不足你聽不到嗎”我說：“那也得給我一個有據可查的證據啊，口說無憑，責任應該分清嗎。”他反問我：“證據不足不是結論嗎？”我說：“既然這樣，你對你說的話要負責”。他回答“負什么責任，法官要我告訴你的，負什么責任，負責任能怎么樣，不負責任又能怎么樣？你告去啊，到最高法院告去啊”說完，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我們強行趕出了信訪室，并聲言：“告訴你，你如果繼續在這里軟纏硬磨，我就依法拘留你！”在湖南高院，由于有這樣的“流氓”法官一人當道，法定審判程序就這樣被糟蹋了……